漫谈《沮渠安周造像佛寺碑》（通临姚伯多造像碑）

　　在众多北凉书迹中最令世人瞩目的当属《沮渠安周造像佛寺碑》。此碑刊于北凉承平三年（445年），清末光绪年间出土于新疆吐鲁番高昌故城，中书郎中夏侯粲撰文，22行，满行47字，有方界格。北凉王朝为401年沮渠蒙逊所建立，统治范围主要为甘肃省西部，439年被北魏所灭，残余势力逃至高昌一带，460年归于柔然政权。由此可知，此作乃高昌北凉之产物。沮渠安周为北凉建立者沮渠蒙逊第十子，碑文颂扬其尊崇佛教建造佛寺的功德。1903年此碑被德国人盗走，后藏于柏林国家博物院，由于当时的文化传媒尚不发达，国人难得一见。直到1906年，金石收藏家端方因公务出访柏林时在博物院偶见此碑，经过与院长的再三协商后拓得完本一件，但纸、墨、拓工皆不佳。在捶拓第二件的过程中，因用力过大，碑面剥落损坏，当即被工作人员制止，只得四分之一残本，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。尽管此拓墨色浅淡，字口亦多有不甚清晰处，并非善本，然而因原石于二战期间被毁，端方拓本的价值就显得弥足珍贵了。

　　纵观南北朝时期的石刻写经，书体多在隶楷之间，具体而言，即长横的收笔处呈波磔状，笔势舒展纵逸，而其余点画又有“斜画紧结”的楷书特征，形成了一种特殊时期的艺术范式，如晋代的《司马芳残碑》《爨宝子碑》等。晋代对于石碑的刊立在数量上控制严格，故存世数量不多，且多为官方所立。无论墓碑还是功德碑，所用书体亦为隶书，以示正统、庄严。只是楷书作为“新体”已经出现，在汉末时代，钟繇即已在奏表中频繁使用，其巨大的影响力对于隶书风格的改变是不容忽视的事实。比如在横画的处理上，汉隶的特点是蚕头雁尾，起笔藏锋含蓄，向左下顿，收笔处向右上挑起。而此时的起笔动作则发生了巨大的变化，即露锋向右下顿，完整的点画形态呈倒梯形，笔势更显开张奔放，在古雅中突出了遒媚的风姿。这是当时铭石书的典型特征，也是在隶书创作中楷书元素的自然融入。《沮渠安周造像佛寺碑》虽地处西域，但也未能跳出时代风气，在作品面貌上多有近似处，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中原书风及文化时尚对周边地域的潜在影响力，而北凉在政治、文化等多领域也绝非是孤立的绝缘体。 此碑内容涉及佛教，通篇风格整饬清遒，行笔果敢坚实，跳宕有力，转折处爽利畅快，节奏明朗，提按转换生动多姿，毫无滞涩拘束感，撇画与长竖收尾处时有向左或向上的挑钩，流露出较强的行书笔意，这种用笔姿态与某些六朝写经可谓异曲同工。

　　“写经体”的书写者为虔诚的佛教徒或经生，出于对佛教的笃信态度和对佛经传播功能的考虑，字迹往往是工整端庄的风貌，但如果字速过慢，又势必会减少书写数量，所以在达到一定的熟练程度后，随着行笔速度的提高，点画间的呼应感便显现出来，这种呼应感也逐渐成为“写经体”的一大特色。此碑虽为石刻，但因是皇家佛寺碑，所请书手也必是精于书艺的佛教中人或名重当时的经生，故而其用笔特征乃至风格样貌多与“写经体”同，只是刊于石上，方笔为多，字形亦稍大，更显骨力与巍峨的气势。在结字的处理上多呈上窄下宽之态，字势稳健，张弛有度，字形方扁，左收右放，张力十足，有明显的隶书韵味蕴含其内。写到此处不由得想起北魏元氏墓志以及同为佛教刻石的龙门四品。它们在时间上晚于北凉数十年，后世称其为“洛阳体”的代表，其点画雄浑厚重，笔势欹斜，横画收笔已无波挑，在外部形态上与隶书拉开了相当大的距离。而高昌北凉政权自460年覆亡后，书风也随之一变，一些高昌墓砖便纯以方笔为之，这明显是从《始平公造像》中来。这标志着在北朝后期，楷书已慢慢取代隶书，成为铭石书的新体，人们的主观审美伴随书体的客观发展也慢慢发生了变化。从“北凉体”的名称上看，有很强的地域性，这一时期的书法作品在风格上较为一致，特点鲜明，在北朝书风中可谓独树一帜。其成因与地域、宗教信仰、文化审美以及中原地区的影响力都密不可分。由于出土资料和相关出版物的相对匮乏，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对其研究的广度和深度，或许今后随着考古界的新发现，会引发更多学者的关注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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