杭州哪里允许放生鸟，藏识杭州《灵隐寺志》编撰考

4、晦山戒显禅师，临济宗。字愿云，太仓王氏子。弱龄游泮，称名儒。甲申国难，作诗文告庙，入金陵华山礼三昧老人，祝发受具。遍参天童、雪峤诸大老。复参灵隐具和尚，于皋亭大悟“云门拄杖”话，遂嗣法焉。初隐庐山，次开法云居，一住十载。嗣住东湖荐福、黄梅四祖、临皋安国、武昌寒溪、荆州护国、抚州疎山，化行江楚，道望大著。康熙丁未，具老人迁双径，命师继席灵隐。语录、诗文有若干卷，盛行于世。

5、甲申国难，谓崇祯十七年明朝覆灭也。因此出家，晦山盖明遗民矣。作为具德弘礼法嗣，在康熙丁未（六年，1667）具德往径山时，由其继任灵隐寺方丈，亦属自然。因灵隐寺为十方丛林，住持之位并不能私相授受，所以还是有一定程序的。这段文字也证明了我们前面的推断，具德赴径山在孙治撰就灵隐寺志十二卷的康熙二年之后。

6、上援小传称戒显有语录和诗文若干卷，现传《武林灵隐寺志》也节录其法语、〈灵隐禅堂募重新翻盖大雄宝殿疏〉、〈募化累石增灵隐山门景致疏〉、〈灵隐募刻《华严》大经疏〉、〈济颠本传序〉、〈跋中兴灵隐寺碑〉、〈本师具德老和尚行状〉，另有〈飞来峰〉、〈冷泉亭〉和〈莲花峰〉等诗作，可一窥风采矣。如〈飞来峰〉：“何代飞来此，空蒙郁乱青。千奇灵鹫石，一碧冷泉亭。壁破盘螺髻，幢高涌梵经。有僧孤顶住，夜半火浮星。”

7、徐增自述其重修因缘云：九年冬，余过灵隐。时晦山和尚住持，属余重修之。

8、郑夹漈尝有言：“志者宪章之所赖，非深于典故者不能。”江文通亦云：“修史之难，莫过于志。”吾辈不谙法门事，则修寺志不尤难乎？史迁谓之整齐故事，一似易之。此在子长则然，后汉而下正以整齐为难耳。余幼尝侍教于大君子矣，习其绪论；今余已衰迟自弃，从不敢身预其事。兹既已有人整齐之，而余何必复修之？修之而余不辞者，盖有故焉。圣叹尝言之：“适幸作得一篇文字，可惜早间欲作而为他事所夺，失却一篇文字。假今不作、明日作，当更另有一篇文字。”此深知时节因缘之道者也。是故在易庵时，有易庵时之灵隐志书；在具和尚时，有具和尚时之灵隐志书；在晦和尚时，又有晦和尚时之灵隐志书：时节因缘，先后固不得相假也。虽然，人各有心，各如其面。用我之手，握我之笔，发抒我之意，以为我所修之志各求其当，遑计修志之前有其人焉，不敢与之或有异同；又遑计吾志修之后有其人焉，与我绝不异同也。即我既修之后，属我重修，我亦不能必其无异同焉。我总听之于时节因缘而已矣。

9、康熙十年岁在辛亥夏六月望日，吴门徐增子能氏书于灵隐寺面壁轩。在慨叹修志之难后，点明在前人已经有志的情况下，答应重修的原因，竟然是“时节因缘”。也就是说，一个时代应该有一个时代的寺院志。也就是说，过了一段时间之后，在条件具备时，当创撰或重修寺院志，以记录这段时间发生的重大事件，表彰出家在家的功德。

10、徐氏在康熙九年冬、即晦山任灵隐寺住持三年之后，受命重修灵隐寺志，至康熙十年六月既已竣稿，为时不到一年，其受惠或说直接沿袭前面二志之处，定然极伙矣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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